慢性疾病成为新世纪重要的致死风险因素, 而身体活动不足成为引发慢性疾病的重要原因。2007年, 由ACSM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AMA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发起“运动是良医”的全球行动至今已有39个国家加入。本文梳理古典医学文化时期中“运动是良医”思想的源起。研究之后发现, 早在公元前的古希腊、古代罗马、古代印度以及古代中国古典医学文化时期的医学典籍中就出现了“运动是良医”的思想和实践, Herodicus、Hippocrates、Galen、Susruta、华佗等对这一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虽然东西方医学与锻炼的结合具有同源异流、动静相宜等差异, 但对于锻炼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的价值认识是一致的。甚至于早在古典医学文化时期就开始了身体锻炼与肥胖、糖尿病等疾病治疗的实践, 并从自然、人体、锻炼、饮食等因素对疾病和健康有了整体的认识。文艺复兴后, 由于医学技术的快速地发展, “体”“医”开始分道扬镳, 今天, 体医结合重新受到医学和体育领域的重视, 通过一系列分析使我们对“运动是良医”这一古老的思想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运动是良医”并不是一个新概念, 有关锻炼与医学的讨论可以追溯到3位古代医生:Herodicus (480—?B.C.) 、Hippocrates (460—370 B.C.) 和Galen (129—199) 。古希腊养生保健文化经过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后, 对欧洲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 在古罗马、印度河文明、黄河文明的养生文化中也蕴含着身体活动或锻炼对健康影响的认识。本文通过一系列分析文献中有关古典医学时期对医学、锻炼与疾病的认识和实践, 追溯“运动是良医”思想的源起 (本文将时间确定为古典文明时间:大约公元前1000—公元500年, 这一时期的医学被称为古典医学) 。

  公元前6—公元2世纪, 中西方都进入了古代自然哲学发展的鼎盛时期, 而正是这一时期形成了东西方传统医学理论, 西方以《希波克拉底文集》、古代中国以《黄帝内经》为重要标志。《黄帝内经》在黄老道家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脏象学说”等, 阴阳五行学说以其合理的内涵, 不断地兼收并蓄, 丰富发展, 成为中医学的基石, 如:“上古之人, 其知道者, 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 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 故能形与神俱, 而尽终其天年, 度百岁乃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 神明之府也。”又言“清阳为天, 浊阴为地”, 说明世界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五行”文化溯源于《尚书·洪范》:“五行, 一曰水, 二曰火, 三曰木, 四曰金, 五曰土。”又言:“水火者, 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 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 万物之所资生, 是为人用。”在“五行”的相生、相克运动中维持着人体与自然界、以及人体内部的协调平衡, 达到预防疾病, 延年益寿的目的。《黄帝内经》中对体质健康与疾病预防、不治已病治未病、导引的论述蕴含着最早关于运动与疾病防治的思想 (下表) 。

  “养生”来源于“得养生焉” (《庄子·养生主》) , 汉荀悦《申鉴·政体》:“故在上者, 先丰民财以定其志, 帝耕籍田, 后桑蚕宫, 国无游民, 野无荒业, 财不虚用, 力不妄加, 以周民事, 是谓养生。”自远古时代, 养生就是古人认识自然、改造自身、追求延年益寿、治病强身的手段。《吕氏春秋·古乐》中记载:“昔陶唐氏之始, 阴多滞伏而湛积, 水道壅塞, 不行其原, 民气郁淤而滞著, 筋骨瑟缩不达, 故作舞以宣导之。”《路史》记载“教人引舞以利导之, 是谓大舞”, 第一次记载了古人用“舞”来保健祛病, 可以看作导引术的萌芽。

  古代有关养生的思想散落在各种典籍中, 但《黄帝内经》的阴阳五行学说为传统养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特别对导引的论述, 虽然零散, 还不成体系, 但初步奠定了中医导引、传统运动养生的基础。例如在导引中强调“三调”, 即调身、调息、调心强调导引动作姿势正确的重要性;提出导引疗法治疗慢性疾病有时可当作主要的方法, 开创了导引治疗学的先河, 也是中国古代“运动是良医”思想的最早雏形, 现今导引这个古老的医疗和保健方法已经应用于多个学科的治疗当中。

  随着人们对“舞”的不断实践, 并与动物图腾崇拜相结合, 逐渐形成了模仿动物的仿生类导引。《史记·龟策列传》:“江傍家人常畜龟, 饮食之, 以为能导引致气, 有益于助衰老。”此以龟能导引致气, 长生有术, 故有意畜养之以供人观察仿效。先秦“吹响呼吸, 吐故纳新, 熊经鸟伸, 为寿而已矣” (《庄子·刻意》) , 这是关于熊、鸟“二禽戏”的最早记载, 汉代的《导引图》中出现了猴、猫、熊、猿、鸟、龙等舞动的导引术式, 直到东汉时期名医华佗根据“五行化生万物”的思想, 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创立了“五禽戏” 。如果说《黄帝内经》中关于“体育疗法”“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思想还较为分散的话, 那么, 以《五禽戏》为代表的古代传统体育疗法开始系统的论述体育与养生、疾病预防的目的、关系、价值和方法。

  《五禽戏》深受《吕氏春秋》“动则不衰”和《黄帝内经》“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 在古代导引术的基础上, 进一步阐述了“动形养生”的思想, 认为:“人体欲得劳动, 但不当使极耳, 动摇则谷气得消, 血脉流通, 病不得生, 譬犹户枢不朽是也。”对运动量的掌握应该“形劳而不倦”“不当使极耳”, 认为运动量要适中, 适当运动量有利于消化及血液循环。如果身体感到不适, 可“起作一禽之戏, 遣微汗出即止”。从以上论述能够准确的看出, 华佗认为的适宜运动量为“形劳而不倦”“沾濡汗出”, 大致相当于当前的中等强度运动量。“五禽戏”的疗效如何?从“病不得生”“身体轻便”“吴普行之年九十余, 耳目聪明, 齿牙完坚”来看, 华佗五禽戏在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方面的功效依旧很不错的。华佗继承和发扬了“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预防思想, 矫正了往昔只重单纯治疗的观点, 并否定了秦汉时逐渐风气的方士服石以求长生不老的做法, 倡导用体育锻炼的方法防治疾病、延年益寿。

  《抱朴子》是西晋时期著名的道家代表人物葛洪的代表作之一, 据《中国医史年表》记载, 葛洪生于西晋太康五年 (公元284年) , 卒于东晋兴宁元年 (公元363年) 。由于葛洪“溺于神仙”, 因此二十卷的《抱朴子》独多荒诞怪异之玄事, 然而在导引、行气方面, 仍然可见其合理性。

  葛洪的养生思想可大致分为“内修”和“外养”2个部分。“内修”的宗旨是“守一”, “人能知一, 完事毕。……子欲长生, 守一当明。……守一存真, 乃能通神” (抱朴子·地真篇) 。对于如何修炼才能收到“守一”的功效, “学仙之法, 欲得恬愉淡泊, 涤除嗜欲, 内视反听, 尸据无心” (论仙篇) 。抛开妄诞迷信的成分, “守一”就是思想专一, 集中精神, 去除杂念, 调心入静, 可以收到祛疾健体的功效。“外养”是葛洪“炼人身体”的具体方法, 最重要的包含“行气”“导引”“服食”等。对于“气”的重要性, 《至理篇》说:“夫人在气中, 气在人中, 自天地至于万物, 无不须以气生者也。善行气者, 内以养身, 外以却恶, 然百姓日用而不知蔫。”关于“行气”的方法, 《释滞篇》认为“其大要者, 胎息而已”, 即通过仿生来模拟胎儿的呼吸。“夫胎精固神与守元气同, 但莫止出入之息可也” (别旨篇) , 意为凡用胎息法来固神守心, 即达安定情绪, 精神内守的目的, 但不许闭气。对于行气时间的选择, 《释滞篇》说“夫行气当以生气之时, 勿以死气之时”。葛洪的“行气”思想可以看做是当前“气功疗法”的先驱。关于导引, 葛洪总结了华佗的《五禽戏》, 又创编了龙导、虎引、鬼咽、燕飞、蛇屈、猿据、兔惊等功法, 把《五禽戏》和古代的引导术向前推进了一步。葛洪认为, 引导之法不必拘泥于形式, 只要有“守心炼形”之效, 就可以每时每刻、随地、随意练习, “夫导引不在于立名、象物、粉绘、表形、著图, 但物名状也。或屈伸、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或踯躅、或徐步、或吟、或息、皆导引也”。 (别旨篇) 在谈到运动量时, “如此, 但疾愈则已、不可使身汗, 有汗则受风, 以动摇故也。凡人导引, 骨节有声、如不引则声大, 声小则筋缓气通也”。至于疗效如何, 葛洪接着说:“夫导引疗为患之疾, 通不和之气, 动之则百关气畅, 闭之则三宫血凝, 实养生之大律, 祛疾之玄术矣。”可见, 葛洪主张把导引作为祛病或疾病预防的方法, 运动量适中, 建议在不受风的环境中练习, 在今天看来也具有其科学道理。

  从《黄帝内经》到《抱朴子》, 中国传统古典医学中的运动养生方法包含导引、行气和按摩3部分, 以“阴阳五行”为基础, 重视“不治已病治未病”, 主张“动静相济、内外兼修”, 在经过了原始巫舞、导引行气、内丹、气功等几个阶段已成为人民群众强身健体的重要方法, 在世界古典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