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有共性，也各有偏性，因此讲究一人一方，同样一种病，不同的中医师开的方都不一样，但都能治愈。中医治病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医理是一样的，但用药各异。这是中医的特殊性，也正是中医的“科学”性。
中医与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体系。西医目无完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病讲究标准答案；中医讲究天人合人，阴阳平衡，五行相生相克，治疗讲究一人一方，千个医生千种法，从无标准答案，治愈就是答案。现在牧师管理和尚，强行要求中医按他们的标准。这跟西方近几百年的霸道一个德性，它们全球标榜着皿煮，但是它能说话，你却不能发声，它可以把人治死，你不可以把人救活，它治死人是合法的，你把人救活是违法的！参看倪海清案！
中医几千年来都是为济世救人，而西医却在发明新的疾病，如艾滋病、非典、埃博拉出血热等。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在中国用活人做种种惨无人道的实验，研究出各种细菌对付中国及其它对手，日本战败后，所有的实验、技术参数等全部落入美国人的手里，使得美国人在生化技术方面得以突飞猛进。美国人掌握了这些生化技术后，又来对付其它国家，如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用“空中催乳剂”对付越南女兵，用“橙剂”对付越南的热带雨林，以及现在的一些新型病毒等。
所谓“非法行医”就是否定中医的传统！曾经的国人谁不知道几个方子、几味中药，特别是农村，谁有点小病小痛的，往往是自己采点草药，或者是在别人的指点下采点药，或外敷或煎服，很快就好了，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即使现在也是如此。如果说“非法行医”，这都是，那么照此算来，国人非法行医者，可以以亿计。这就是国人的生活日用，中医一直以来都是融入国人的生活之中的。《神农本草经》、《唐本草》、《宋本草》、《本草纲目》，到现在的《中药大辞典》、《中华本草》等，这些中药的应用无不是民间中医经验的积累总结，才使得我们的中医药知识越来越丰富，还有更多的中医效验方及各种奇方妙药等，都是医学瑰宝，既是我们的财富，也是世界人民的财富，是中华民族对这样一个世界作出的巨大的贡献。
中医的根在民间。几十年的中医教育已经将体制内的中医废掉了，又用《执业医师法》把民间中医干掉，中医就彻底完了。只要对中医有点兴趣的国人大概都看过这样一个视频：一位民间中医研究“九针”几十年，治疗了很多的疑难杂症，在某电视台作节目，台下就有一位专家，问这位研究“九针”的民间中医，问他有没有执业证，民间中医回答说没有，专家说你没证给谁治病也不行，都是违法的。这时台下的部分观众急了，怼这位专家说一些疑难病西医又治不了，中医疗效好，又不让中医治，你们有没有为病人想过，病人该怎么去办？我们先不谈法律，我只想问问此类专家，你们还有没有人性？你们对这些疑难杂症，自己治不了，民间中医疗效好，你们偏偏不让他们来治，那么病人就只能等死，或者被你们治死，这才符合你们的“法律”吗？你们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还谈什么法律？
若是扁鹊、华佗再世，他们能正常行医吗？如果扁鹊、华佗再世都异常行医，那么你们真的是“一切为了人民健康”？还是为了别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武汉大学的李宁先教授因心脏病，被西医治得死去活来，详情请参考本文：（我61岁开始自学中医自救，是因为被治得死去活来）。后来自学中医，不仅把自己的病治好了，还把老伴的多种慢性也治好了。如果按上面的那位专家的说法，李教授把自己和老伴的病都治好了，反而违法了，是不是要去坐牢你们才开心！？倪海清治了几百医院不治的癌症病人，那更是“罪大恶极”了，被判十年徒刑！民间中医出手救人反而成了罪人，人性何在？国外的天价药“格列卫”等却在我国畅通无阻，肆意收刮民脂民膏。很多民间中医万般无奈跑到国外，为外国人治病，以致很多西方国家为中医立法比我国还早，实在讽刺，也够丢人（日本的汉医比我们国家发展得好，以后再写与之相类似的文章）！宁愿民间中医为外国人治病，也不让他们为国人治病，你们的坐在哪一边？
综上所述，以《执业医师法》来限制中医，扼杀民间中医，是违反宪法的！这个法是“恶法”，是不人道的！是反人类的！
中国农村长期缺医少药的状况使极为不满，1965年6月26日，他终于发怒了……
旧中国的农村，缺医少药，生病请人跳大神、生孩子靠接生婆的现象在农村普遍存在。
新中国成立后，曾采取过多种措施想处理问题。最先尝试的是中医。中医需要器械不多，行动灵活方便，中药也不贵，农民抓得起。但是，培养大批中医需要一些时间，而且这些学成的中医大多也留在城市医院工作，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仍然没有正真获得根本解决。
于是中央转而尝试派城市的医生组成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很多医疗专家纷纷响应，像著名的胸外科专家黄家驷、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都曾加入其中，深入农村巡诊。
但医疗队下乡毕竟是临时性的，人数有限，医疗队每次下乡只能走两三个乡镇，且不可能带齐各种医疗器械，也不可能配齐各专科人员，无法达到有效地为农民治病的目的。此外，医疗队长期下乡，各级医院要打乱日常工作来安排人员，农村要为安排医疗队的食宿而费脑筋。因此，许多地方对这种方式没有长时间坚持，有的地方甚至敷衍了事，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仍然存在。
开始，农民们并不相信王桂珍能治病，说，做一个医生要学好几年，这个黄毛丫头只学了四个月就能当医生？但王桂珍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一个病人牙齿痛，她要给病人针灸，病人不敢，怕痛，她就先给自己扎。经王桂珍治好的病人慢慢的变多，找她看病的人也慢慢变得多，她开始在农民中有了声望。王桂珍和同伴们还在村边一块坡地上种了100多种中草药，在村里专门建了土药房，利用自己有限的医疗知识，想出各种土洋结合的办法，让身边的老百姓少花钱也能治病。
当天，卫生部即开始研究贯彻指示的办法。该指示被称为“六二六”指示。
一个多月后，再次召见钱信忠等人，讨论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的事情。在这次谈话中，重点谈了改善农民医疗条件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的总构想。说：“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还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虽然当时的构想并不完善，各地执行指示的具体做法也不同，但普及农村医疗卫生的工作总算在全国迅速展开了。除大力扶持有条件的公社迅速建立卫生院外，卫生部开始着手组织对农村有一些文化的青年进行医学培训。
上海市动手较早，“赤脚医生”的叫法，也是在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首次出现的。原来，这个公社于1965年夏就开始办医学速成培训班，学期四个月，学的是一般的医学常识以及对常见病的简单治疗方法。学员学成后，回公社当卫生员。在第一批学员中，有一个叫王桂珍的，来自江镇公社大沟大队。后来她自己回忆道：
我连中学的门都没进过，比方那些化学元素符号，还有什么“大于”“小于”……老实讲，一下子真搞不懂。那时候我自己挺能吃苦，学得挺认线点熄灯，我拿个小的手电筒在被子里看到夜里12点。
王桂珍结业后，被安排在江镇公社当卫生员，她没有像其他卫生员一样，待在卫生院等农民上门治病，而是背起药箱，走村串户甚至到田间地头为农民们治病。农忙时，她也参加农业劳动。
内心积压的火气，终于在1965年6月 26日爆发了。这一天，听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钱讲到全国医务人员分布情况时说：全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听到这组数字时，发怒了。他面容严肃地站起身来，严厉地说：“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与王桂珍事迹类似的还有另外一人。他叫黄钰祥，1953年毕业于苏州医专，后被分配到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工作。当时的江镇公社卫生院的条件极差，就是一幢租的民房，没有高压蒸汽消毒设备，连高压锅都没有，针筒等最基本的医疗器械是用煮沸的方法消毒。在这样的条件下，黄钰祥不仅想尽各种办法为农民治病，还注意教授卫生员医学知识。“六二六”指示发出后，他就成了第一批农村医学速成培训班的老师。同时，他也经常下乡为农民治病。
王桂珍、黄钰祥的做法深受当地农民的欢迎。当地农民多种水稻，平时劳动时是赤脚下水田的，所以早就有一个朴素的观念——“赤脚”和“劳动”是一个意思，见王桂珍看病之余也参加劳动，就称她为“赤脚医生”。实际上，“赤脚医生”就是既要劳动也要行医的意思。
但“赤脚医生”这个词，直到1968年才广为人知。在一次对王、黄二人的事迹宣传中，记者们首次采用了“赤脚医生”一词，题目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文章先后在《人民日报》等三个重头报刊上发表，引起了广泛关注。仔细阅读这篇文章后批示道：“‘赤脚医生’就是好。”
此后，各地开始下大力气培训“半农半医”人员。当时，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知识青年们文化比当地青年普遍要高，便成了“赤脚医生”培训的主体。
随着“赤脚医生”规模的形成，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了。具体办法是：农民每人每年交一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村里再从集体公益金中每人平均提取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
那个年代，“赤脚医生”们的身份还是农民，就生活在农村，靠挣工分（补贴也是以工分形式出现）生活，因此农民们养得起。他们就是本村人，与当地农民血肉相连；即使是知青担任“赤脚医生”，也是村里的人，农民用得动。“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是“赤脚医生”的生动写照。他们也因此成了广大农民健康的守护神。
现在，“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虽已成为历史名词。但毋庸置疑的是，1965年的那次发怒，改变了中国农村长期缺医少药的状况，至今仍然是亿万农民对于那个年代的温暖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