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发表一项关于中国山东农村儿童肥胖情况的研究报告称：近30年间，山东省农村肥胖儿童数量呈井喷态势。其中，超重男孩的数量从0.74%增长到16.35%，女孩则从1.45%增长到近13.91%。

  专家指出，儿童超重问题遗患深远，国人亟待树立“营养”理念，营养立法需提上日程。

  这项研究的联合作者之一、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张迎修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正常采访时称，我国农村的肥胖问题比城市滞后10年，目前农村儿童也进入了“肥胖流行”阶段。

  据北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马冠生介绍，在发达国家，肥胖主要是在低收入、低文化程度人群中流行，而我国当前，高收入、高文化程度人群仍是肥胖重灾区。

  由于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庞大，超重人群百分比的每一点上升，背后都是大量健康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的个体。

  “如果不尽快采取一定的措施，西部地区也也许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他说，鉴于儿童时期的肥胖往往延续至成年，并带来一系列慢性疾病风险，长此以往，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医疗卫生建设将是一场灾害。

  马冠生表示，就我国城乡而言，经济转型期的膳食结构改变、身体活动减少及肥胖易感环境等是“罪魁”。但与此同时，文化、社会时尚等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在我国民间传统文化中，“胖”意味着福气和健康。尽管世界卫生组织早已将肥胖定义为一种疾病，但家长仍鼓励孩子多吃东西。这种情况，在乡村尤甚。

  在乡村“胖娃娃”数量井喷的同时，农村儿童营养不良导致的发育问题也都会存在。这种儿童营养方面的“两极分化”，低体重与肥胖并存被形象地称为“双峰现象”。

  “双峰现象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特殊表现。”张迎修说，但总的趋势是：低体重率逐步降低，肥胖率继续上升。未来，“双峰”可能变为“单峰”。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营养科学所研究员林旭表示，这种营养既“缺乏”又“过剩”的状态并不矛盾：“胖孩子也会出现微量元素缺乏、贫血等问题，而像维生素D等脂溶性维生素会在脂肪组织中积累，由此出现人越胖，就越容易缺乏某些营养的东西的情况。”

  据她介绍，人们通常所说的营养过剩主要是指膳食脂肪、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等产能营养素过剩。而带来这样一些问题的洋快餐、软饮料等“垃圾食品”却往往严重缺乏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

  在北方农村，一些家庭虽然吃肉不多，但是烹饪习惯重油重盐，再加上体力活动的减少，也会导致营养过剩与营养不良同时存在的局面。

  肥胖不仅是一种病，还与心血管疾病、Ⅱ型糖尿病和多种癌症紧密关联。而科学合理的营养，是国际公认的预防控制肥胖及其相关慢性疾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

  在日本，“食育”早已成为法律体系和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54年通过的《学校供食法》明确规定在中小学校推行学生营养午餐；2005年更是通过了《食育基本法》，将其作为一项国动。日本近50年的经济发展、人口素质提高，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营养立法和营养工作。

  反观我国，不仅尚未针对营养进行立法，在研究和教育等领域，对营养科学的重视程度也很不够。

  在国内，单纯的营养科学研究缺乏相应申请途径，常常不得不与疾病相关研究项目捆绑申请；另一方面，由于营养科研方面缺乏长期投入机制，国内目前的全国营养调查多为单个时间点的“横断面”研究，缺少对大样本人群的长期追踪随访和大型人群营养干预数据。

  “一个直接的后果是，我们很多营养评估和推荐标准的制定，缺少中国人自己的大数据支持，只能参考西方人群数据。由于中西方人群在遗传背景、膳食生活方式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国外数据是不是适合中国人还未有定论。”林旭说。

  马冠生则指出，尽管科研人员已经提出了一系列较为成熟的儿童超重干预措施，但我国仍未形成国家层面的控制策略。而有关部门提倡的学校健康教育和体育活动课，也往往只是流于形式。“儿童肥胖的问题都是老问题，分析得也都很透彻了，现在最关键的是，国家何时能制定有关政策，并采取实际行动。”他说。

  马冠生最后提出，迎战儿童少年肥胖问题，最需要一个有利于肥胖防治政策执行的社会支持环境，需要教育部门、体育部门、卫生部门、立法部门和普普通通的家庭的通力合作。

  “要把防控肥胖等健康政策融入所有有关部门的政策，需要全社会都动员起来。”马冠生说，“否则，我们就轻而易举地被胖压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