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认为，道是宇宙之本、万物之根、人类之始、运动之理。《老子》开篇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神秘的道衍生宇宙万物，符合自然之道的东西都是美好的，违背自然之道的东西都是丑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书家不仅要有笔墨技巧，更需要深厚的学养和感悟能力，也就是更要有理、有法、有道。书家的文化积累和学识修养、审美追求等主观要素，是决定书法艺术生命力的重要条件。书家只有修炼到神闲的境界，进入无得失之心、无造作之意的物化状态，才能心中无我而超越自我，空心而孤行己意、因物付物而得自然之极，创作出契合客体自然天性、主客体水融的佳作。随意自然，看似不经意的书法，是融合了作者技巧、想象力、精神风貌、审美追求等要素而成就的艺术，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是所谓的情不入书不感人、书中缺情不是艺，也是所谓的神形兼备、性命双修。这种修炼，是书法之道真善美的一般规律，也是养生之道真善美的一般规律。
书法要有味道，需要字内功夫和字外功夫，还要有文字功夫。一幅书法作品，看得见的是笔画、墨色、字形、章法等，这是躯体。看不见的是情感、风韵、精神，这是灵魂。书法字外功夫包括艺术修养、汉字功夫、古诗词功底、美术知识、形象思维能力、形体表现力等，所以也是最难的艺术。沈尹默曾经指出，世人公认中国书法是最高艺术，无色而具图画之灿烂，无声而有音乐之和谐，引人欣赏，心畅神怡。图画用具象的色彩表现美，书法是用抽象的线条表现美，是从整体表现情感、精神的艺术，更讲求书味、书卷气，是更高形式的艺术。用最单一的线条，表现最复杂的艺术，表现最复杂的性格、心情、意志的美，集合了汉字、古诗词、美学、构图，表现书法自身的结构、结体、章法，是最综合的艺术。爱上书法，世间便多了古今，多了陪伴、宽容。他说：“书学所关，不仅在临写、玩味二事，更重要的是读书、阅世。”张彦远说，无以传其意故有书，书是天地圣人之意。黄庭坚认为，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圣哲之学，书乃可贵。有宋一代，苏轼书法天下第一，不仅因为他的书法殊胜，而且因为他的学问、修养、人格、操守无人能及。草书大家林散之则谓:“不读书，越工越俗，再写总是个‘字匠’。”近代书法家李瑞清曾言:“学书尤贵多读书，读书多则下笔自雅。故自来学问家虽不善书而其书有书卷气。故书以气味为第一，不然但成‘手技’，不足贵矣。”“手技”一说尤为形象贴切。稽考历代书家，没有一个例外。即便短章随笔，也莫不文采斐然，隽永可诵。至于阐发要义的宏论巨著，更是如此。
颜真卿作为唐代的道德楷模之一，其书法作品也成为认识其人的重要媒介，是所谓的“见字如面”。王澍（1668-1743）在《虚舟题跋》之《跋裴将军诗》中说：“然非有一段忠义郁勃之气发于笔墨之外，末由臻此。不求其本，而但仿其面目，亦未为善学者也。欲学古人，不可以不知道此语。”这就是说，学习古人书法应求其本，功夫在字外。颜真卿的文字之所以有生气，完全在他的人格。从笔墨本身追求古人面目的做法，不是善学者的做法。释觉范（1071-1128）在《石门文字禅》卷27《跋鲁公与郭仆射论坐书》中很直观地谈了欣赏颜真卿作品时“见字如面”的感受。他说：“鲁公作字多擘窠大书，端劲而秀伟。黄鲁公直云，此所期无不欲，高照千载者。此贴草略匆匆，前所未见。开轴未暇熟视，已觉粲然，忠义之气横溢，而点画所至处便自奇劲。” 颜真卿书法无论楷行，无不筋健端庄、雄浑遒劲、气势磅礴，豪放而不逾规矩，点面凝重而不板滞，包含着浩然之气、阳刚之气，奇伟秀拔、美轮美奂，不妖媚、不妥协、不故作姿态，一如其人之英雄气概、斗士豪情、清官风骨。一横一竖，都表现着忧国忧民、壮烈情怀的忠魂正气；一撇一捺都包含着对神州山河、庶民百姓的热爱之情。时逾13个世纪，其文化人格和书法伟力依然激励今人。
书家首先应该是学问家。要有文化素养、学识素养、艺术素养、品德素养，做到书品人品人所共仰。学识深，意气平和，胸怀豁达；学识广，联想丰富，书味无穷。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与大学师生对话时说，你们在大学里是学习知识，但更重要的是学习那种获得知识的方法。一个好的大学教师，教给学生的不是一堆柴禾，而是一把柴刀。我们学习知识，不仅在于学会了什么，更重要的在于会学什么。正确的学习方法是柴刀，能确保一生砍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南宋哲学家陆九渊早在800多年前就说，学而不知其方，则反以滋其蔽。得法者事半功倍。任何一个领域的成功者，大体在方法论上总有比别人更高明的地方。
方立行书作品：《黄帝内经 · 素问卷一四 ·气调神大论第二》 68cm×34cm
苏轼有日课故事的记载。有一天，朋友来访，等了许久，苏轼才从书斋出来，解释说，我正在做日课，劳你久等。朋友询问，做什么日课。苏轼说，抄汉书。从读汉书到现在，已经抄了3遍。抄书是一种治学方法，凡是抄过的书，印象深、记忆牢、理解透。苏轼所谓过目不忘，很大程度是过手不忘。学习书法，不仅要收集古代资料，而且要抄书练字，要临帖。抄书可以摘录笔记、做专题卡片，也可以当场消化，重新理解和编辑，直接吸收到文章之中。
背书同抄书一样，是古人学习的重要方法。北宋史学家司马光说过，读重要之书，不可不背诵。又有古代学者言，熟读唐诗300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东汉末年大文豪大书法家蔡邕，曾经写下大量优秀作品，许多都在社会动荡中流失了。我们今天能够读到蔡邕流传下来的400多篇作品，都是他的女儿蔡文姬背诵下来的。蔡文姬从小跟随父亲蔡邕读书，曾经读过数千卷书，从中选择背诵了几百篇范文。这不仅为他父亲作品流传下来作出贡献，而且由此打下深厚文学功底，也成为历史上杰出的文学家。她的《悲愤诗》流传至今，据说《胡笳十八拍》也是她的作品。书法理论研究和书法练习，从研究书家理论和实践到临摹他们的作品，都是研究和学习古文的过程，许多重要或者喜欢的古文，都是要背诵的。背诵是有选择的精华背诵，是与理解相结合、学以致用的背诵，这种背诵既是增强记忆力的途径，也是加深内容理解的方法，更是提高创作能力的手段。因此，书法理论研究和书法练习，是全面学习知识、增加学养、提高自身素质的大熔炉。
书卷是养学养乐养气养心第一妙物，可以锤炼性情、改变气质。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就是说，诗经以纯正的思想教化人心。他在《论语?学而》中还说，把学过的知识经常加以温习，不也是很快乐吗？有朋友从远方来，不也是很快乐吗？别人不清楚自己但自己毫无怨恨，不也是修养很好的君子吗？书法家苏轼说：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辨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曾国藩在家书中说，都说读书能改变一个人的骨相，方法是先树立坚定的志向。古人称金丹换骨，我说立志就是金丹。书卷气能成为人的经络、骨骼、躯体，一个学养深厚的书家，必然具备身心健康、志向高远、胸怀豁达、智慧理性、心态平和的骨像和气质。爱好书法一生，就是读书一生，就是养学养乐养气养心一生。爱知识是健康高尚的情趣，读好书是美味佳肴的享用，习书法是身心双修的法宝。这正是书法之道相通于养生之道的重要奥秘之一。
早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就十分强调社会精神因素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认为“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摄生要注重节制各种嗜欲，保持精神健康。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心理疗法。
关于形神关系，荀子认为“形具而神生”，精神依附肉体。到了两汉时期，《淮南子》认为“神贵于形”，精神比形体重要。司马迁则认为，人的生死是由形神分合引起的，形神两合则生，相离则死。《黄帝内经》把哲学范畴引入医药学范畴，同样持这种神离形死的观点，因此主张养生要形神双修，特别要重视性的修养，提出了所谓的全性保真的养生观。道儒释的养生主张各有不同，但都重视心性的修养，也就是重视思想、精神以及情绪方面的修养，即追求全性保真以达到性命双修，这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宋代王安石在《临川集》卷二十九《利乐论》中认为：养生必须养性。形体是生命的寄托，养生在于保养形体，充实形体在于养气，养气在于宁心，宁心在于养诚，养诚在于完备性情。能够完备性情的人，是道德行为达到最高境界的人，就是心性平和的人。能做到心性平和的人，就是善于养气、保养形体的人，就是善于养生的人。生命与性情相互因循，情志与神气互为表里。生命混乱就会蒙蔽性情，性情混乱就会蒙蔽生命，犹如情志纯一就会推动神气纯一，神气纯一就会牵制情志纯一一样。明代吕坤《语》认为，少年人的性情应当收敛，不能豪畅，可以谨慎德行。老年人的性情应当豪畅，不应郁结，可以养生。
书法之道相通于养生之道，儒家中庸思想在书法中的运用，同样强调中和之美。程颐在解读《中庸》时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反映在艺术审美观念上，书法要符合礼乐规范，尽善尽美；反映在艺术风格上，书法要崇尚浑厚、中和；反映在笔墨技巧上，书法要笔笔中锋、无往不复、无垂不缩等。中庸在书法中的运用，就是要求在书法创作中把各种对立因素和谐统一起来，强调心正则笔正。在儒教思想影响下，中庸之道曾经长期成为中国书法审美的灵魂，平和中正是重要审美情趣。这种审美观念，要求中国书法不仅有外在美，还必须有深刻思想内涵的冲和之美。颜真卿就是一位“字如其人”的书法家典范。他的作品整齐中和、笔墨雄劲、不怯不露，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作为平原太守，他一生忠君爱国、惠民施政、率军平叛，不畏利诱、不惧生死、大义凛然，一身浩然正气，表现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儒将风范，其字温厚敦实，是受儒家文化熏陶哺育的精神化身。
佛家修行强调一切皆空，实际是要求达到无我境界，进入超然物外、物我两忘的状态。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从魏晋开始，便与玄学结下不解之缘，玄学者与高僧见识相契、艺术兴趣相投，书家中许多是清谈名流和高僧大德。苏轼、米芾等众多书家，都曾经以书法创作方式体验佛性，创作出意象天成的作品。佛家法无定法的思想在书法中的运用，产生了变幻莫测的线条。王羲之、柳公权、李煜等书家，通过抄写佛经使书法成为写经艺术，留下大量书法艺术珍品。中唐书家张旭、怀素等人，受佛家自性觉悟启迪，按照佛家无法之法是更高境界之法的观念，在书法中不为古法所困，创造了无限玄机的草书佳作。
道家学说蕴涵丰富的自然审美情趣和朴素辩证法思想，崇尚自然、顺应自然、追求自然是道家审美意识的独特视角。王羲之的《兰亭序》是这样的典型作品，给人天人合一的唯美感受。他受道家思想影响，强调书家要领会天地万物的阴阳对立统一，使自己融合于天地自然，达到物我一体、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是中国哲学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书法的奥妙所在。
虽然道儒释主流学派都有养生之道的内容，但是把养生之道作为最高追求的是道家。几千年来，他们在探索人类健康长寿的实践中，总结和提出了一整套理论和方法，核心内容是强调性命双修。“性”指精神、意识、心理等，包括心性、道德、人格等方面的修养，叫做性功。“命”指生命、形体、精气等，强健体魄的叫做命功。有代表性的修炼方法就是养神和养形两派，以及在此基础上相互吸收兼容的形神统一派，有所谓“修得一分性，保得一分命”之说。养形派源自上古的巫文化以及从中分化出的修炼方法，形成中国养生史上最早的派别方仙道。养神派以老子、庄子为代表，主张致虚静、守静笃，精神内守、凝志不分、德性完整。道教养生吸收和融合了方仙道养形派和老庄养神派的观点和方法，形成了形神统一的生命观和内外并重的养生法，主张形神相互依存、不可分离，身心一体、性命双修。从道家养生鼻祖彭祖开始，他们总结的古代长寿秘诀包括：调身，即通过导引形体术，调和阴阳、强身健体；调息，即通过导引形气术，调养生理机能；调心，即通过导引意念术，调整心理健康状态；调生活，即通过调整饮食结构和生活小习惯养护身体。
守正中和、物我两忘、致虚极守静笃等道儒释思想的精华，既是书法之道追求的艺术境界，也是养生之道所谓形神双修的核心要义。两者殊途同归，都具有修身养性的功用，自然有利于修炼者的身心健康。用现代时髦语言说，生理健康是心理健康的物质基础，心理健康是生理健康的精神要素。人作为一个生命体，不仅由化学的生理的神经的因素构成，而且由精神的社会的因素渗透。人体生理变化能引起精神情况变化，人的精神情况变化同样影响到生理变化。不良的心理因素可能会引起人的肌体某些器官和组织障碍或者疾病甚至死亡。追求健康就需要身心并重、性命双修、形神合一，这就是书法之道相通于养生之道的又一重要奥秘。
快乐有多种，书法是其中之一。无论是琴棋书画，还是花草树木、虫鸟禽兽，都可以让人神思得以驰骋，性灵得以寄托，情志得以恬逸，心情得以调节，身体得以放松。人们都可以从这些雅兴中寻找到乐趣。研究书法理论和书法，成为一种生活小习惯，成为一种爱好，成为一种乐趣，就同孔夫子谈读书一样，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学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成为快乐和享受，得到的是充实和愉悦，自然有利于身心健康。
人的感情有所寄托才能感到快乐。寄托方式能是美色、技艺、文章等，书画是雅俗共赏的。艺术陶冶情感，美育培育性灵。趣味是人生根底、活动源泉、生活动力。声音悦耳，诗歌感心；看花解闷、听曲消愁；水声养耳、草色养目；琴医心、泉医肺。读古人书就是与古人对话，读国外好书就是与外国高人对话，都是快乐的事情。
书法是美感愉悦的重要方式。书法艺术作为一种美的创造，在人们审美生活中有特殊的社会效用，即所谓的艺术魅力，从思想与感情的统一上对人发生作用力。书法艺术的美感愉悦作用，可以如同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对人的精神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书法艺术作品是书家通过个人审美观念对客观事物做出合理的选择、加工、概括出来的精神产品，是理与情不可分割的结合体。人们在欣赏书法作品时，会产生思想感情上的相应反响，引起真善美或者假恶丑的感觉，这就是艺术对于人的明辨事理、陶冶感情的作用。优秀的书法作品能够唤起人们的美感共鸣、开阔精神境界，激荡心灵、陶冶性情。
关于书法艺术的达性抒情问题，早在唐朝的孙过庭《书谱》中就有论述：“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检而便。然后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故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孙过庭认为，篆、隶、草、章四种书体有各自的美感特点和要妙之处，通过书者以风神、妍润、枯劲、闲雅等手段加以丰富和变化，就可以达其情性、形其哀乐。《书谱》又说：“岂知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情动形言，语出《诗经?大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诗），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歌）。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舞蹈）。”这里的“风”，指《诗经》十五《国风》；“骚”即屈原《离骚》，代指楚辞。“阳舒”代表天地万物的旺盛状态和力量感，所谓的阳刚之美。这也就是王羲之在《记白云先生书诀》中讲的：“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惨”指阴气下沉，也就是王羲之《记白云先生书诀》“阴气太则风神生”的意思，所谓阴气沉郁而后乃生风神。诗经认为，言语、吟诗、唱歌、舞蹈都是情感表达方式。书法艺术的达性抒情，就是要像文学艺术一样有感而发。
孙过庭关于书法能够达性抒情观点对后人出现重大影响。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述皇象书法“沉著痛快”，痛快出于“阳舒”、“阳气明”；沉著出于“阴惨”、“阴气太”。太者盛也，正是用笔沉著的本源。天地之心如同人心，是自然的客观属性，人心应该和天地之心息息相通，依循自然的阴阳法则，以心驭笔，把书法美与自然美统一起来。李阳冰《论篆》说自己：“通三才之品汇，备万物之情状”。三才，出于《易?说卦》，所谓天道阴阳、地道刚柔、人道仁义。他是自诩汇聚了三才品格，所以能以心驭笔、以自己之心推拟万物之心，从而表达万物之情、概括万物其状。
到了清代，刘熙载逐步发展了书法能够达性抒情的观点。他在《艺概?书概》说：“学书者有二观：曰观物，曰观我。观物以类情，观我以通德。如是则书之前后莫非书也，而书之时可知矣。”观物即儒家提倡的格物致知，“格”是接触，“知”是熟悉客观事物并洞悉其理。类情、观物是凭印象所得，如同书法的点画、字形样式、运动状态和神彩，可以比照天地万物。了解并表达万物情感，则一定要通过物我为一的途径，以人情比拟物情。
万事万物通过艺术家思维，就会成为有感情、有性格的事物，是感情化了和人化了的自然。如同古代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言：“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艺术作品的审美影响虽然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但始终对人的意识产生一定的影响，始终在一些范围和程度影响着人的思想和情感。
清代王国维在《静庵文集?红楼梦评论》中说，人的本质是意志，意志的特征就是有生活的欲望。既然有志于欲望，知道欲望，于是满足与空虚、希望与恐怖、痛苦和快乐，几者交织环环相扣，不知道哪里才是终点。只有美的事物，不与我们的利害相牵连，在我们观赏美的时候，也忘却了自己的利与害。清代孙宝瑄《忘山庐日记》说，智慧是人生莫大的幸福，因为有智慧的人必定有肚量和胸襟，能够安然地处在贫富、贵贱、福祸以及毁誉等各种境遇之中，没什么能够转移他的心，这是最大的快乐。他还说，男女交合有肉体之爱和精神之爱的区别，因精神之爱而交合所生的子女一定聪慧。凌霄说，人生有三乐，一是男女之乐，二是山水之乐，三是读书之乐。这三种乐趣都不是凡夫俗子所能够享受的。因为天天出入声色场所和酒食宴会的人是不知道男女之乐的；天天在江河湖海打鱼或者在山谷中打柴的人，是不知道山水之乐的；在繁琐纷杂事务中考证的人，是不知道读书之乐的。
快乐是健康长寿的良药。《淮南子?诠言训》说，古时善于养生的人，以德行高尚为快乐，忘却卑贱，因此虚名不能转移他的心志；以修行养生之道为快乐，因此利禄不能使他心动。只有以修身为快乐的人，才可以同他们谈论养生之道。汉代《太平经抄》乙部《以乐却灾法》说，用快乐来调理身体保养形体，理顺思绪驱散忧虑，可以消除病灾。快乐对养生有啥作业呢？快乐可以使阴阳调和，凡是默默做事，能够得到养生的根本。元气快乐，生命就强盛；自然快乐，万物就强盛；苍天快乐，日月星辰就光明；大地快乐，收获就丰盛；四时快乐，万物就旺盛；君王快乐，百姓就平安。万物快乐，就各自遵循生命规律；人快乐，就不会愁肠千结；鬼神快乐，就有利于帝王事业。快乐是天地善气和精气聚合而成，可以使人心神明亮。书法作为养性养乐的工具，所谓喜则字舒，怒则字险，哀则字敛，乐则字丽。爱好书法，给人带来无穷的快乐，能表达性情去郁结治百病。这是书法之道相通于养生之道的另一重要奥秘。
古人强调，养生必须养心。书法可以培养人的耐心细心恒心静心，具有养心养神之功。《黄帝内经》说，静则神藏，躁则消亡。心的健康与人体健康休戚相关，心气不顺就会导致肌体不和。所以养生之要，在于清心寡欲、心气顺畅。
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情欲太过会使脏气失调。《黄帝内经?灵柩?本神》认为，心藏神，惊恐或者思虑过度则伤神，心就会感到恐惧，失去自身调节能力。时间久了，肘、膝、髀部的肌肉就会损伤消瘦，毛发焦枯而失去光泽。脾藏意，焦虑过度而得不到解除，就会伤意而胸中闷乱，手足不能举动，毛发憔悴，皮色枯槁无润泽。肝藏魂，悲伤过度影响到内脏，就会伤魂发狂，容易忘事而失去精明，阴囊收缩，经脉拘挛，两胁肋骨不能上举，毛发枯槁，皮肤无润泽。肺藏魄，喜乐过度，就会伤魄，神乱而发狂，意识丧失，行为反常，旁若无人，毛发憔悴，容颜枯槁。肾藏志，大怒不止就会伤志，记忆力就减退，经常忘记自己说过的话，腰背转动困难，不能俯仰屈伸，发展下去就会毛发憔悴，容颜枯槁。五脏是藏精气的，受到伤害，则精气失去其守，出现阴虚。这就是忧、恐、悲、喜、怒的五情之伤，会突然激起暴病。
历史上有通过激发情绪治病的许多记载。《三国志》卷二十九《华佗传》记载：有一个郡守病了，华佗为他诊断后认为，他如果大怒，病就会好。所以，华佗就向这个郡守要了许多财物，不但没有给他治疗，还留下一封信大骂这个郡守。郡守气愤至极，吐了几升黑血，还要派人追杀华佗，被他儿子劝阻。后来病好了才知道，华佗就是要他吐血的，毒血吐了，病自然好了。
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金人张从正在《儒门事亲》（卷三）记载：庄先生为一个喜极而病的人诊断时，惊叫出声：你的病这么严重？然后假装说，要给病人取药，就离开了，几天都没有露脸。病人认为，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医生不告而别了。他悲哀哭泣，向亲友告别说：我不久就要死了。庄先生听说后，估计他的病要好了，就来慰问他。病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庄先生引用《黄帝内经?素问》的观点：恐惧能够克制喜乐引起的疾病。过喜伤心，恐能抑制喜；过热伤气，寒能抑制热；过苦伤气，咸能抑制苦。喜胜怒、忧、思；思伤脾胜恐，怒胜思、郁；惊胜悲；悲胜怒；恐胜喜，恐是肾志，就是水克火。
人的七窍是精神门户，人的志气受五脏役使。耳朵和眼睛被声惑，就会使五脏摇动不安，五脏不安导致血气摇荡不休，再导致精神驰骋于外而不能固守体内。这样，祸福像山一样大地来临，你也发现不了。只有减少诱惑和嗜欲，才能使耳目精明玄达，志气虚静恬愉，五脏安宁充盈而泄泻，精神内守形骸而不外越。这样，心能静，道自定。心静就能够通神明，望穿前世之前而知来事之后，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有预见性和主动性，岂只是祸福之用。五色乱目，五音乱耳，五味乱口，取舍乱心。这四者就是造成天下人要养性的原因。（《淮南子?精神训》）
古人认为，人的经脉正常运作是人体生命的循环。五脏六腑影响着经脉运转，而五脏六腑又是心所控制的。心是经脉运转和生命循环的根本。古人依据阴阳五行学说，提出了宫、商、角、徵、羽五音。《乐记》说，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各得其用，不相坏乱，则五音之响无弊败也。五音是正音，就像五官，每一个脏腑都和一个音相对，脾和宫音相应，肝和角音相应，肺和商音相应，心和徵音相应，肾和羽音相应。以某个音为主的音乐能够调节所对应的脏腑。人的良好心态对于健康非常非常重要，音乐治病就是治心，调整人的心态。
书法创作用的是手，修炼的是心。关于心和手的关系，唐人孙过庭《书谱》说：“夫心之所达，不易尽于名言；言之所通，尚难形于纸墨。粗可仿佛其状，纲纪其辞。冀酌希夷，取会佳境。”这里的佳境，不仅指技法要旨、审美境界，而且包括创作境界。古人论艺术创作，一般都突出强调心的作用。《礼记?乐记》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心作为五脏之主，古人以它为思维器官，具有表达内在精神情况和主体思想的功能，以及依心取物造境的组织功能，所以有心匠、心裁等用语。相比于心，手作为肢体，由心支配，但又外在于心，是主体内心状态或者内在意图的外化途径、工具，以及所具备的能力。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作为心的外化产物和创作过程，与心相连，成为艺术创作的具体境界。心与手是否协调以及协调程度，也是所谓的不同创作境界，决定着不同艺术创作的质量和水平。
这种境界，大体有三种类型：第一，心手双畅。这相对于心昏手迷而言。孙过庭《书谱》云：“曾不傍窥尺牍，俯习寸阴；引班超以为辞，援项籍而自满；任笔为体，聚墨成形；心昏拟效之方，手迷挥运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谬哉。”这里把不懂摹效方法谓之心昏，未掌握运笔规律谓之手迷。解决的办法就是：“心不厌精，手不忘熟。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谙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意先笔后。”只有熟练掌握众家之妙，前人之法了然于心、熟之于手，才能进入心手双畅的醇熟创作状态。第二，心闲手敏。孙过庭认为，书法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表达人的情感的艺术，具有“修本”养性的功能，书法行笔的速与迟、劲与留，都显示和反映着创作者的超逸之思、赏会之情。与心手双畅留恋于技法乐趣的创作境界不同，心闲手敏强调的是表达书家思想和情感的创作境界，是一种“和之以闲雅”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境界。心闲即闲雅，是心平气和的中庸之道对待人情万物。手敏即敏达于心，是书家手与心的高度一致，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契合，是道德理想与艺术理想的完美结合。第三，心悟手从、无间心手。就是突破儒家的中和审美思想，表达取会风骚、本乎天地的自由感情，讲求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的统一。书法不仅要表现书者主体精神即“意”，而且要表现自然的“道”。无间心手，就是忘怀各种规矩，使书者个体情感淋漓于纸上、挥洒于点画之间。这是老庄哲学倡导的天人合一的忘我境界，也是“心悟手从、言忘意得”主客体高度统一的创作境界。这三种创作境界相互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超越。
书法能调节心态，平和脏气，能够让人的心静下来。狂喜之时，练习书法能够凝神静气、集中精神；暴怒之时，能够抑制肝火平和心气；忧悲之时，能够散发心结，愉悦精神；惊恐之时，可以宁神定志；防治身心疾病尤其心病的非物质疗法。唐太宗在《笔法诀》中说，喜则气和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则气郁而字敛。书与神相通。安静可以生光明，光明可以护心神。人若能够通神明，又施行养生之道，就可以高寿。
